從2016 年至今，國家不斷加大對課外培訓行業的規范整頓力度，相關整頓政策頻出。到了今年的兩會，也出現了更多關于“教育減負”與“校外培訓機構整治”的提案。最近半年，整頓力度更是越來越大：

今年5月21日，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會議強調要全面規范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堅持從嚴治理，對存在不符合資質、管理混亂、借機斂財、虛假宣傳、與學校勾連牟利等問題的機構，要嚴肅查處。要完善相關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訓機構。

6月15日，教育部召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成立啟動會，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主要職責也一并明確，這是教育部首次成立司級機構負責教培機構監管工作，產業監管工作明顯升級。

一、重拳懲戒的信號：教育“減負”，已是攸關教育發展的系統性社會問題

諸多跡象表明，這輪針對教育培訓機構的監管、整頓力度堪稱史上最嚴，從中央到地方都顯示出進一步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決心。

教育減負問題其實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不斷被提及，到了2018年，國家層面更是不斷出臺、發布與“減負”相關的文件、政策、講話。主要圍繞培訓機構中開展的學科類培訓超綱、超前的問題，斬斷義務教育階段通過培訓班變相擇校的通道，從課堂上、從根本上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規定基礎教育競賽不得作為中小學招生入學依據，高考全面取消如學科競賽、省優秀學生、體育特長等各類加分項目等等。

2018年全國兩會中，教育部長陳寶生也對教育減負作了解讀：“我們講的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指的是違背教學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超出教學大綱、額外增加的這一部分‘負擔’。在這個以內的，我們把它叫做課業、學業，叫做必須付出的努力。這一點，我覺得應當把它區分一下?！?/span>

換言之，“減負”不等于“放任不管”、也不等于“校內減負，校外增負”，而是要保護孩子身心全面健康，促進其在修養性格、身體健康和知識文化等多方面的成長。

顯然，想要真正做到“減負”，還需要與教育相關的各領域的統籌安排，共同助力，才能起到預期的效果。

事實上，本次針對校外輔導機構的整頓的背后，本質上還是國家希望加大“教育減負”的力度，以及迫切希望通過“教育減負”，解決基礎的社會綜合教育成本與效率問題、教育資源與教育公平問題、有限教育資源和產業分工下的人才分層教育問題，尤其是在當前的人口戰略下，甚至還包括因“過度競爭”使家庭教育負擔過重而產生的“不敢生、不愿生”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二、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的設立，首先肯定了校外教育的存在有其市場合理性

本輪針對教育培訓機構的監管、整頓中最受關注的，就是教育部宣布設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很多人將之理解為“校外培訓”甚至校外教育的“冬天來了”，其實大可不必。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的設立，恰恰說明主管部門并非要取締校外教育培訓機構，而是加以引導、監管、規范。事實上，良好、有益的校外教育不僅能夠提升學習效率，也能解決很多校內教育無法解決的問題，本身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

1、學生、家長的需求多樣，單靠校內教育無法滿足

一直以來，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根本原因是單靠校內教育無法解決所有孩子的教育問題，孩子個體學習需求在學校得不到滿足。首先，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不同縣區、不同學校、不同班級、不同老師他們的素質和能力都不均衡，不可能給孩子提供均衡的教育服務。再者，不同孩子天性、后天環境、自帶的學習習慣等相差很大，均衡的教育服務也不會產生均衡的結果。第三，不同的家庭對孩子的期望不同，所需要的教育服務也是千差萬別，均衡的教育無法滿足所有家長的需求。最后，社會的需求也是多樣化的，均衡教育也無法滿足社會需求的多樣性。

2、課外教育協同校內教育在全世界范圍內也是普遍現象

世界各國的課外輔導機構越來越多，輔導的學生也越來越多。調查顯示：就數學科目而言，日本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比例為69.8%，韓國為66%，就連教育資源極為發達的歐美國家，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比例也不少，其中芬蘭47.4%、英國41.7%、丹麥40.9%、瑞典39.6%、法國35.6%、美國29.7%。

畢竟科技發展快，新的知識、技能層出不窮，而這些培訓機構相對靈活、應變，緊跟市場，能夠滿足很多青少年和成人的知識、技能需求。一些國家的補習班每年收入甚至超過百億美元。

三、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的設立，說明資本助推下的亂象叢生嚴重削弱減負實效

2018年，蘇州消保委進行了校外培訓機構消費調查，數據顯示，對于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有37%的家長認為系不良行為。

1、從提前、超綱到“焦慮”、“內卷”，校內“減負”不敵校外“增負”

除了家長教育認知的改變外，教培機構也在引導和加劇家長的教育焦慮。近年來，在資本的大舉催化下，不少教培機構甚至打出“你來我培養你的孩子；你不來，我培養你孩子的競爭對手”、“他們班好多孩子都在我們這里補課，你孩子不來，能考過同班同學嗎？”等等廣告語，一邊是資本的狂歡、一邊是家長不斷增長的負擔和焦慮。家長對孩子教育的焦慮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現今生育意愿低的問題，很多家長會覺得“生的起，養不起”。

此次整頓不僅是對瘋狂生長的教培行業行為的規范，更是對日益加劇的教育焦慮和教育內卷化的處理。教育是每一個家庭最關心的事情，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家長對課外輔導的態度從“可上可不上”，發展到“別人上我也要上”，再到“別人不上我也要上”的境地。

2、校外培訓機構急需找回丟失的“做好校內教育有益補充” 的本分

此外，教培機構的低效甚至負效也是此次治理的重要原因。蘇州消保委校外培訓機構消費調查報告顯示，家長對課外輔導的滿意度僅為25%，將近75%的家長對培訓結果不滿意。家長花高價報校外輔導班、結果孩子學習完全沒有提升等等報道也屢見不鮮。家長對培訓結果的各種不滿意，說明當前魚龍混雜的教培市場，既沒有幫助學生解決實際的學習問題，也沒有滿足學生個性化的學習需求，提升綜合能力。

新政出臺，不僅是規范教培行業，更是強化整個校外教培市場的優勝劣汰：既要響應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既要讓學生減負、又要讓學生綜合素質得到很好發展的號召，切實滿足“雙減”目標，更要規范化發展，為學生和家長帶來確實有益的市場價值。重拳之下，校外教培機構只有同時滿足這兩點，才有可能獲得新一輪提升自我的發展機遇。

四、課后服務不在減負治理之列：課后服務本身符合減負的大政方針

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僅名稱而言定位就十分精準：主要針對和重點治理校外培訓領域的各種虛假宣傳、引導攀比、制造焦慮、甚至以圈錢為目的等各種亂象，希望切實做到校內校外協同“減負”。

1、課后服務作為校內教育的有益補充，真正做到為家庭教育減負

近些年發展起來的課后托管、作業班、課外素質教育、研學教育等，作為校內教育的有益補充和滿足家長實際需求的教育服務，并不在監管之列。學生課后托管雖也屬于教育領域，但與以升學、提分、提前教學為主的校外培訓有著本質的區別，托管類的服務屬性更強，以滿足家長剛需為基礎，可以說是民生工程，在助力校內教育解決孩子學業的同時，有效降低了家長及時接送、晚間作業輔導等諸多負擔。

雖然教育部2017年有過文件通知，支持推行校內托管、延時服務，但在目前看來，各地的教育部門以及學校仍在探索當中，家長對校內托管、延時服務的質量認可度不高，不少家長還是更愿意將孩子送到校外課后托管教育機構，這也說明了校外課后托管教育機構的存在仍然很有必要。

校外課后托管從最開始的“小飯桌”、“托管班”，再到后來的“安親班”、“托育班”、“托教班”、“社區班”、“作業班”，經過市場的不斷探索發展，目前中高端學生課后托管服務機構已在模式探索上獲得相對成熟的經驗。比如祝博士的“拳頭產品”《三好班》，就是全面融合常規晚輔、知識點鞏固提升、素質課程的課后托管課程產品。

2、服務市場的多元化和個性化需求，是校外服務做好校內有益補充的根本和趨勢

由于班級和學科教師的水平及經驗不同，學生的基礎程度、學習能力不同，家庭教育程度不同，因此在同一的教學過程中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造成孩子校內教育必然的差距。好的校外服務就是能夠深度系統地培養尤其是低年級學生的學習習慣、訓練提升孩子的學習能力，解決家庭作業輔導難的問題，有效地幫助孩子夯實校內所學知識。祝博士的《三好班》，不僅解決了孩子學習動力、學習能力、學習習慣的問題，還能從根本上提升孩子的綜合能力，這樣的課后服務，就是真正做好“校內教育的有益補充”這一角色。

筆者相信，如祝博士這樣的優質校外課后托管機構，必將在新一輪發展中抓住有利趨勢，將“經驗”變現為“規?！?，從而引領整個行業進入高速發展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品質”和“實力”說話的如今，不規范的小機構因為缺乏穩定師資和資源整合能力，已無力參與大規模角逐，新一輪競爭必然是品牌與品牌、模式與模式之間的競爭。